民主生活会:中共神秘会议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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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7 02:47:33

北京时间12月25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性质的民主生活会。随着新闻报道,这个中共党内神秘会议再次成为一些媒体关注的话题。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已久。中共建党初期,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比较严重,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关注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1929年,中共中央指出:“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书记或主席包办,应经过大多数委员的共同讨论。”同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也提出,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论。

1962年,毛泽东(右)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图源:VCG)

“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193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说:“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中共建政后,国家总体上从战争状态转到建设状态。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共在工作中暴露的缺点,1956年中共八大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等,使党内民主难以实现。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高层再也无人敢讲真话。

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教训,反思党内民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建议,“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也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这是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生活会”的概念。但刘、邓提出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与执行。

1989年3月24日,胡耀邦在家中留下生前最后留影(图源:VCG)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还在不断积累,在估量国内形势,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等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分歧。毛泽东明显感到自己选择的两位接班人刘少奇与邓小平,正在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权威受到挑战。他与刘、邓的关系开始决裂。

分歧公开化后,1965年1月13日,刘少奇召开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17个中央和地方大员的面,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但毛泽东表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据刘源、何家栋的《“四清”疑团》一文介绍,在此期间,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刘少奇、邓小平分别被定为头号与第二号“走资派”,一起被打倒。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一言堂,民主生活制度更是受到空前破坏。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认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另一位中共元老陈云也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革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制度第一次在党内法规中被确定下来。1992年,中共十四大修订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制度被正式写入党章。

由于内容敏感等原因,中共民主生活会不太常见于媒体报道。外界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1987年1月,中共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召开民主生活会,一连数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遭猛烈批评,黯然下台。两年后饮恨而终,引发“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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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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